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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生,是传播宗教、贮存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宗教世界建构的基础

2020年1月29日 - 服务类型
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生,是传播宗教、贮存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宗教世界建构的基础


要:
语言与宗教是密切联系的。语言是人类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传播宗教、贮存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宗教世界建构的基础;宗教的传播又会促进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两者形成合力成为构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心理特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Global 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and
ChineseCommunity:Secularization,Religionization,Rationalization and
Embodiment

近年以来,中国宗教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特别是对中国本土信仰生活的田野观察以及从文化和社会史角度出发的信仰传统研究日益深入,使学界意识到研究中国宗教需要从中国文化语境和信仰特色出发才能准确理解中国宗教的历史发展、文化价值及社会功能,进而通过宗教研究理解中国文化及社会。从本土的文化语境出发,定义、分析和诠释传统及当代中国人的信仰生活就需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宗教学理论的反思和重构实现中国本土宗教学理论的创新和突破。本土宗教学理论的建构有诸多可以利用的资源,这些资源的共同特征就是凸显中国文化传统及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特殊性[1]。通过特殊性的剖析、挖掘和利用重新定义本土宗教信仰的基本特征,进而形成符合中国信仰生活的分析框架和叙述模式。换言之,“中国”的独特性是理论建构的出发点、理论资源及目标。

根呷翁姆

作 者:魏乐博

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将重点关注本土宗教学理论的“术语”问题,特别是在跨文化视野中宗教研究术语的语义学困境。

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作者简介:[美]魏乐博,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波士顿
02101-02117

一、宗教学术语的双重翻译:语境与语义困境的提出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人文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2016年第6期

译 者:宋寒昱,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生。

众所周知,绝大部分在中国宗教研究中使用的概念和术语都是直译或转译自西方文献,而西方文献中所见的宗教概念以及与宗教概念相关的文化现象都是植根于西方信仰传统的。近年以来,中国宗教研究的学科历史研究逐步深入[2],厘清了许多宗教研究的概念的翻译过程,概念及术语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语义差异(Semantic
Difference)也凸显出来。应该说,来自西方信仰传统的术语和概念定义显然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信仰现象存在巨大差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文化的翻译必然导致术语与研究对象的语义匹配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术语翻译和学术写作中,我们采用的是白话文,并不是传统中国文化中惯用的传统语汇。换言之,白话文的使用是“双重翻译(double
translation)”,有可能带来另一层次的语义模糊。不妨说,当下我们谈论中国宗教传统和信仰生活时使用的术语是介于西方语文和传统语汇之间的,我们的术语是“双重翻译”的结果,由此也形成了更复杂的语义学课题。

藏族 语言与宗教 文化

内容提要:20世纪的宗教变迁带来了一些影响全球社会生活并在今天持续产生重要作用的新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四个趋势就是世俗化、宗教化、理性化与躯体化。这些发展趋势也影响了华人社会,通过考察两个相当不同的华人地区——中国江苏和中国台湾,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地在全球化宗教变迁中的差异性与共同性。通过观察与研究可以看出,两地的相似性显示出在不同政治背景下,两地共享的文化传统和共同受到的全球影响的相对重要。与此同时,一些明显的差异性也在两地宗教生态上表现出来,尤其重点表现在地方寺庙崇奉状况,以及佛教和基督教发展的各自特点方面。

当然,上述的问题不仅来自于翻译,更来自宗教学科本身的历史发展及学科定位[3]。从学科发展历史来看,跨文化视野是宗教学的基础。作为一种科学的宗教学从一开始就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时代的多元文化交织环境之下展开的比较研究,因此麦克斯·缪勒(F.Max
Muller)才强调作为科学的宗教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就是比较研究[4]。对于不同文化传统中共同存在的信仰行为及其观念体系的田野观察为宗教学研究提供了“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宗教是不同文明传统的共通之处[5]。由此,宗教信仰作为文明发展“元叙事结构”[6]的一部分被纳入了比较研究的框架中。需要注意的是,在多元文明的信仰传统比较中,作为分析基础的概念体系以及最终形成的理论叙述都是来自西方文化中所见的宗教及信仰标准。因此,很多早期抵达东方文明的探险家和传教士都在自己的观察记录中否定东方世界存在宗教[7]——这显然是概念定义的狭隘带来的认识错误。

根呷翁姆主持的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康巴藏区道孚藏族族群语言调查与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5XYY-020)阶段性成果;
根呷翁姆主持的2015年度教育部语保工程项目“濒危语言调查·尔龚语道孚方言”(项目编号:YB15SB10A005)阶段性成果.

关 键 词:世俗化/宗教化/理性化/躯体化/江苏/台湾

图片 1

原发信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0172期

一 世俗化和宗教化

“世俗化”一词是一个宽泛且有时矛盾的概念。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世俗化理论”通常是指与现代性相伴随的所有形式的宗教将会面临弱化和可能的最终衰亡。①虽然世俗化概念的此种内涵持续成为该术语最常见的用法之一,但在实际经验上,这一解释并不可靠。在北美,宗教虔诚似乎极少衰减或根本就没有衰减,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信仰甚至还有明显的增长——伴随新的皈依现象,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强化(Berger
1999)。由此,本文将不会用“世俗化”一词来表示宗教衰落之义。

本文聚焦于Jose
Casanova所言的“世俗化的中心论点”:这一世俗化概念是指发生功能分化及世俗领域(主要在国家、经济和科学层面)从宗教领域中解放,伴随宗教在其自身新建立的领域中的分化和专门化的过程(Casanova
1994,19)。也就是说,曾经深深根植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宗教功能被分离出来,以至当下存在一个被重新定义的脱离于日常生活的宗教世界。

在亚洲,此现象发生于20世纪早期,几乎无疑为国家主导的工程。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关于如何世俗化的简单的西方模式存在。举例来说,法国在20世纪早期设置了教派和国家的根本分野,其结果至今仍存,如在法国公立学校,伊斯兰教的头巾被禁止佩戴。土耳其和墨西哥采取了类似的政策。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国民党在大陆也运用了相似手段。另一方面,一些北方欧洲国家则保持了宗教和国家间更紧密的关系,如在荷兰所谓的“支柱系统”中,税金用于支持宗教事务,而宗教被赋予了重要的福利责任。此种承认一个或多个官方教派的做法与20世纪的日本更相近,也因此影响了台湾地区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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