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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府管理宗教的经验,或者探索宗教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我们称之为第一种研究路径)

2020年1月29日 - 服务类型
中国古代政府管理宗教的经验,或者探索宗教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我们称之为第一种研究路径)

王进:论宗教生活质量 重视信教群众宗教需求及合法权益

张践:中国古代处理政教关系的经验教训

宗教的文化心理学研究:第三种探索的路径


要: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活动及宗教界合法权益问题。而宗教生活质量则是攸关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及权益的关键论题。宗教生活质量作为一个学术盲点理应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宗教生活质量研究既需要科学而合理的宗教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也需要科学而理想的宗教生活质量分类研究。宗教生活质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古代政府执行公共管理中的宗教管理经验,我们可以分析、继承、吸收、借鉴。对于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处理宗教问题的失败教训,我们则需要进行深刻的批判。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类心理需求及生存环境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传统的宗教心理学研究,或者探索宗教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我们称之为第一种研究路径),或者探索心理机制对宗教的形成和宗教行为的影响(我们称之为第二种研究路径)。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还有第三种研究路径,即采用新近兴起的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探索人类复杂的宗教信仰与心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特别是对引起、促进和构成人类主观信仰和精神功能的文化心理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应该可以为当代宗教信仰的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揭示人类复杂的宗教心理和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主题词:宗教生活质量 信教群众 宗教需求 宗教界合法权益

中国古代政府管理宗教的经验

关 键 词:文化心理学 宗教心理学 习性 心理机制 宗教信仰


者:
王进,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但是,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原地区几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严重的宗教迫害次数不多、时间也不长。这不能不说得力于中国古代政府实行开明、理性、实用的宗教管理政策。古代政府成功的宗教管理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作 者:李兆良[1] 彭凯平[2,3]

引言

多元开放的宗教政策

作者单位:[1]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130012 [2]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3]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依法保障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稳步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①]引人瞩目的“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在2014年的“全面贯彻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内容表述基础上新增加的内容。有关人士指出,这种变化可以解读为我国经济在连年飞速发展后,国家决策层已开始以更加多元化的手段促进国家在精神文明领域与经济同步发展,对宗教等精神文化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与保护,更鲜明地显示了国家为宗教界维权的决心与意志。需要指出,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表明“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题中应有之意,这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尤其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则更显理所当然。实际上,“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有利于满足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合乎信教群众的主观愿望,也顺应信教群众的客观要求。于此提出与之紧密相连、密切相关的一个新概念——“宗教生活质量”便水到渠成且正当其时[②]。

中国古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在春秋开创的儒家学说定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一个社会可能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如宗教的、文化的、哲学的、伦理的等等,但是作为直接指导国家政治活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只能有一种。在君主专制社会里,这一特点更是突出。但是“独尊儒术”只是就政治领域而言,在社会文化领域,先秦诸家的学说依然流传。即使是汉代受到严厉批判的法家学说,汉代以后也没有被“禁毁”。这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流行一种多元求同的思想模式,即相信天下各种文化体系,最终都会走辅助王化的共同之路。在这种和而不同、多元开放价值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社会只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独尊”,并没有文化领域的“独断”。特别是由于儒教的主体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因此不会出现因神学信仰的差异而对其他宗教造成明确的、长期的、固定的歧视,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现象曾经让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极为吃惊。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道德判断与惩罚决定的中、美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C190037)资助.

一、何谓宗教生活质量

汉代,佛教传入、道教产生以后,在辅助君主政治的大前提下,佛、道教信仰都可以自由发展。统治者奉行一种对待思想信仰宽松、对待宗教组织管理严格的政策,一般不会干涉民众的信仰自由。唐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达,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大量西域、大食、大秦等地的商人纷纷到中国贸易,他们也把自己的“家风土俗”带到了中国,中国史籍开始记载祆教、景教、摩尼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外国的客商得以保存自己的信仰,一些外国的宗教家还能够在中国建寺、传教。

图片 1

已故华裔美国学者杨庆堃明确指出,宗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绝非可有可无,中国绝非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非宗教”与“理性化”的假设都是另有隐衷,是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欺骗,用于“面对西方政治与经济上的强势,力图通过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来满足心理需要”。实际上,“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寺院、神坛散落于各处,比比皆是,表明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③]。实际上,宗教信仰在我国不仅是重要的社会存在,更具有重大的政治、社会,甚至国际影响。[④]宗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马林诺夫斯基也指出:“宗教并非产生于人类的沉思或反省,也非产生于幻觉或误解,而是产生于人类生活的现实不幸,产生于人类计划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强烈的个人依恋与死亡这一最令人感到无奈和绝望的事情的存在,是宗教信仰的最主要源泉”。[⑤]宗教可以让人感到有一种比自身强大的力量和希望,而邪恶和不幸让人备感无助,人又因无力控制生存环境而导致困惑。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具有个体主义的和心理学的特征,认为正是由于人类个体的基本需要、内驱力和情绪导致宗教的存在。[⑥]根据宗教社会学理论,宗教能够满足个人和社会的某种需要,具有某种功能,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中国的宗教更近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体需求性质。而国内人士亦早就指出,宗教是人的一种需要,是一种生活。“那么,宗教最好的解释应该怎样。宗教不是神话迷信、礼节仪文,特殊的职业、或是‘精神的鸦片’。宗教也者,不过是一种生活,人与神亲近的生活,充满友谊与爱的生活。生活是多方面的、正如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宗教只是多方面之一方面。从社会生活中分析,因生存的需要,故有经济制度;因保护生命财产的需要,故有政治制度;因男女的需要,故有家庭制度;因游戏消遣的需要,故有娱乐生活;因群性的需要,故有团体的生活;因道德、友谊、公道、正义的需要,故有宗教的生活。由此可知,合各种生活,而成一个社会,社会即是综合各种生活的大场所。天下无单独孤立的生活,人类有一日的需要,宗教生活即有一日的继续。”[⑦]毋庸置疑,中国有宗教,民众需宗教生活。以上是我们在理解和阐释宗教生活质量概念之前对宗教是什么、中国有无宗教问题作出的必要回应。

这种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既保证了广大民众宗教信仰的需要,也便于多民族人民的共同生活。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不同,多实行全民信教,多元宗教信仰并存的政策适应国内众多民族多元的信仰需要,进而促进了政治上的统一。

众所周知,分清概念可以保证不同的研究者使用同一概念所探讨的是同一件事,这是学术研究起码的前提。在宗教生活质量研究中,无论研究者关注的是影响信教群众宗教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还是关注构建宗教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和测量方法,为了使探讨有意义,必须要清楚地界定大家所说指的是同一种现象、是同一件事物——宗教生活质量。[⑧]

政治上保持宗教与国家的适当张力

东晋时期激烈的三教之争中,佛教大师慧远提出了一个醒目的观点,叫做政教“乖合论”。慧远说:“理或有先合而后乖,有先乖而后合。先合而后乖者,诸佛如来则其人也;先乖而后合者,历代君王未体极之至,斯其流也。”从佛教的道理看,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可以分成“先合后乖”和“先乖后合”两种情况。换成今天我们的语言,就是先统一后矛盾,或先矛盾后统一。但结果却是一致的,必汇通于天下大同。慧远劝告统治者,应当允许宗教与政治保持一定的张力,不必强求思想与礼仪的绝对统一。慧远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跪拜君王问题,和尚们表面与普通臣民礼仪有差,但是在“协契皇极,在宥生民”方面,则可以发挥普通臣民不能发挥的作用。如果强求形式的统一,反而会使宗教丧失了“阴翊王度”的特殊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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