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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创世神话的理论研究方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2020年1月29日 - 服务类型
在中华创世神话的理论研究方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Relig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irical
Studies

长期以来,伍廷芳以现代政治家、法学家、外交家著称,其精神生活中的灵性追求一直被遮蔽。实际上,各种宗教信仰的思想资源一直伴随他的人生旅程,他参与灵学研究,晚年有关证道学的著作和翻译,融合了证道学及本土天道信仰、佛教思想等传统思想资源,主张诸神同一、诸教同源,力图证成神圣存在之实有及其对世俗道德秩序的保障。伍廷芳的证道学顺应全球化而抗衡世俗化,是对全球化和世俗化的一种回应方案。

“第二届中华创世神话上海论坛暨中华创世神话现代传承与联盟构建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旨在推进中国创世神话的传承与传播,促进中国创世神话研究人员与传承保护单位实现研究、传承的深度对接,体现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提升中华创世神话的研究水平。近百名学者和传承单位的代表就大会主题展开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

作 者:曹南来

张洪彬

本次论坛是上海市“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学术研究工程课题研究的强势亮相,与会学者们围绕盘古、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嫘祖、尧、舜、大禹、龙、虎等诸多创世神,就中华创世神话的历史与理论、中华创世神话的传承与应用、中华创世神话的当代价值与传播、中华创世神话的多视角研究等四个主题对创世神话研究与传承进行了表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松江叶榭舞草龙,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山吕巷小白龙舞,在会议期间演示了祭祀与神龙舞蹈,体现了上海作为龙文化的重要故乡在传承龙文化方面的努力。

作者简介:曹南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872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在中华创世神话的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表达了重要的观点。田兆元教授列举了中国创世神话缺乏认同、研究薄弱等问题,提出了以“大合作、大格局、大数据”作为解决方案,并提出建立“创世神话学”的设想以及中国创世神话联盟的构建路径。叶舒宪通过玉器作为载体来探讨中国的史前神话,提出“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后统一中国”的观点,还阐发了新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理论。王宪昭教授从母题研究的视角,展示了关于田野调查中的盘古神话的丰富内涵,其细致的梳理和分类足见其用功之勤。毛巧晖以嫘祖传说为中心,阐述了民间传说与文化景观的叙事互构,揭示了在创世神话中口传叙事与景观叙事的双线并置问题。这些思想和方法为创世神话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原发信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20182期

《世界宗教研究》 2018年第1期

在上海市社联面向全国学者的创世神话“项目成果汇报”程序中,黄景春介绍了泾川西王母的神话新构及仪式重建的问题,指出西王母神话可以开发地方经济,张扬地方文化个性,服务于国家的宏大战略。杨利慧长期从事女娲神话的调查,对自己近年来所做的伏羲女娲的田野调查情况做了介绍,体现了创世神话田野研究的特色。高有鹏从神话传承的三种方式文字的传承、口头的传承、生活的传承入手,介绍了中国神话群的基本形态。从“神话群”的认识出发,可以理解神话不仅是纪实的,是历史的,也是生活的。孙正国以虎文化为研究对象,介绍了其传承谱系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通过文化史的梳理来重建虎文化的谱系;第二以考古材料为切入点来重建虎文化的历史谱系;第三是充分发挥虎文化的资源,加强对虎文化在内的传世神话的认同。毕旭玲放映了《大禹神话—北川篇》的短片,内容包括北川生态人文环境的介绍,农历六月初六大禹祭祀仪典的呈现,非遗传承人等访谈对象的口头讲述,相关碑刻、景观等实物呈现,等等。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宗教界已经成长为一支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面对新时期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复杂多元局面,宗教学术界也需要与时俱进,通过运用具有全球视野的宗教实证研究丰富我们对中国宗教发展的现实认知与理论解读。这需要研究者开展突破单一精神灵性范畴的跨学科整合式研究,将目光投向民间与地方社会的宗教,同时关注作为全球都市中认同与意义资源的宗教,如此才能推动全球化与中国化交织路径下的宗教实证研究,并有助于确立中国宗教的主体性地位。

伍廷芳 证道学 神智学 天道信仰 复魅

中华创世神话是以互动性、整体性和认同性为本质特征的文化谱系,各地区、各群体、各宫庙的互动,建构了中华创世神话的多元一体特性。本次研讨会提出了构建中华创世神话联盟的倡议,提出了资料共享、平台共建和成果共推的基本思路,为建立创世神话的文化谱系,建构文化认同,开拓了中国传世神话学研究的新方向。

关 键 词:全球化/宗教学/实证研究

本项研究受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

标题注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当代中国都市宗教的信仰组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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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游红霞 李柯 工作单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重构了中国宗教领域,宗教活动渐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热点问题,引起海内外各界广泛关注。西方媒体对中国宗教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对所谓人权与宗教自由问题的政治性关注。国内对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影响国际舆论的话语权。本文拟就如何更好发挥宗教实证研究在构建宗教学学科与加强宗教社会科学中国话语体系方面的积极作用,作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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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宗教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改变了以往着重于人文学科与神学进路的研究模式,开始以更多元与立体的方法审视中国当代宗教。立足于地方社会生活场景的田野个案方法逐渐兴起,出现一批宗教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以地方社会和文化为背景对宗教现象做出细致精准的勾勒,用生动详实的个案对宗教信仰、仪式、象征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日常、文化身份、社会建设乃至国家治理进行描述分析,用“以小见大”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深入考察中国当代宗教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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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破单一精神灵性范畴开展跨学科整合式研究

伍廷芳证道学研究.pdf

国内宗教学传统倾向于以相对静态的理性化和通适性的视角看待世界宗教体系。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剧变,亟须研究者采用更为动态与处境化的视角去审视宗教如何发展变迁。以文本与义理为研究主体的宗教学,作为我国较长一段时期内宗教学学科的主流具有其合理性。我国的宗教研究与教学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宗教及统战工作相配合,担当了引领“正信正行”以“祛邪扶正”的重要教育功能。

作者简介

宗教体验是涵盖了几乎所有感官的躯体化的人类经验。然而在特定的基督教认识论的传统影响下,人们倾向于把身体与心灵、世俗与神圣进行二元对立的区分看待。这并不符合日常世界中的现实。一些有关宗教信徒、宗教社区与场所的专著论文开始强调中国信仰的社会特征、权力关系背景,而不局限于对灵性与信仰单一维度的描述与讨论。①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要平台设立的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与暑期培训班自2004年以来已举办十三届,邀请诸多美欧著名社会学家授课,吸引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与学生,渐渐在国内学术圈形成一股宗教实证研究的热潮。这类培训以加强对宗教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理性解析为主,同时也注入了崭新的实证研究的理论方法。②

姓名:张洪彬 工作单位: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立的相关学术交流平台,在更重人文传统及人类内在意义的宗教人类学田野调查方面影响尤为深远。在介绍西方宗教人类学理论与研究的同时,金泽与陈进国主编的第一本中国本土的《宗教人类学》辑刊自2009年问世。正如陈进国在第一辑编语中总结的:“‘走近宗教现场’(文本现场和田野现场),既要进入宗教文本之内在化的历史主体及其生活实践,也要直面这个宗教历史主体在‘地方’和‘当下’场域中的逻辑展开。这种‘走近’事实上是一种接近于‘宗教考现学’的路径。为此,所有的宗教历史都是当代史,立足于文明演进的当代史”。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相关多学科发展的促力下,中国宗教研究已经开始突破专重文本解读的传统,逐渐开启系统的实证研究取向。研究者可以通过身临其境的参与、观察,感受和体认到各种鲜活的宗教实践场景以及其存在的地方社会框架,而不仅是停留在教义文本上的抽象解读。

这一取向也几乎与国际学术界的思想潮流同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中宗教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新兴宗教与基督教右翼运动的兴起,使传统的标准化问卷研究方法在宗教科学研究中渐渐失去用武之地,逐渐出现一些更为有效的跨学科宗教研究方法。其中,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宗教民族志是指对特定地域空间与时空中特定群体的信仰及其实践的处境化的全方位深度描述,在方法论上要求具备研究者个体嵌入式的田野调查(面对面访谈与参与观察)以及从研究对象视角出发的主位社会文化分析。

宗教实证研究在中国学界尚属新兴研究领域,它在中国宗教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还未被充分认识。然而,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呼唤着理论创新。通过对当代特定地方宗教群体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廓清人们如何实践宗教信仰的图景,终将成为跨学科中国宗教研究中的主流议题之一。

二、将目光投向民间与地方社会的宗教实证研究

一切宗教的演变都必然嵌入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之中。这种演变既包括原生地随着政治经济关系和其它社会结构因素历时性变迁而导致的变化,也包含共时性传播至异地后受当地状况制约而发生的“本土化”衍生。基督教的全球扩张与发展模式便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每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而有所改变。自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以来,文化社会学与人类学都把宗教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作为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但是韦伯关于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是建立在对西欧特定历史和空间框架下人类经验的考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尤其对于基督教并非其内生传统的东方社会而言,我们就更不能假定韦伯的命题即是地方现实。今天要研究中国基督教和经济社会的关系,自当把两者都放入中国特定的地方性的框架中去检视。新兴的基督教人类学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把基督教当作一个亟待研究和发现的地方文化现实,而非一个根据经验不经研究即可预先了解的普世现象。人们不应依靠西方基督教与社会互动的历史经验作为预设来裁量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诸多聚焦于皈信的研究,便多半侧重考察基督教作为外来的文化意义体系是如何改造中国地方的文化与实践的。这样的研究进路其实与对早期传教士基督教的研究一脉相承。而以调查与访谈为主的实证研究,常力图用生动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来阐述社会结构性的形态与变化。当中国基督教在过去几十年里大体完成了由“洋教”到中国宗教的转型并成为当代千万中国人日常实践的宗教时,我们更有必要思考如何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去关注普通中国信众自身的意义建构,即关注他们是如何运用宗教教义与知识去理解与建构自我生活世界的意义的。

一切宗教活动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和建构,在宗教研究中就不应忽略宗教信徒自身的主体性及其日常生活的实践。地方性宗教实践的研究视野,正是将影响宗教发展的诸多因素和宗教个体置于特定时空框架中开展的基础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界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巨大改变。国家层面上的政策调整,各宗教团体、媒体以及学术界以不同方式参与对当代宗教的塑造,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一个部分。各种宗教实践的复兴亦被视为民间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指标。这种宗教组织与空间的发展壮大,极大地丰富了民间建构社会资本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种发展趋势不应该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一种“民进国退”的成功或者个体自由的伸张。在解释宗教复兴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同宗教内部发展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国家话语种种形式的在场。

值得注意的是,定位于地方研究并不等同于生产一个个彼此独立的个案,比较性视野在地方个案研究中无疑具有积极作用。特别对于世界性宗教来说,虽称其为世界性宗教,但并不是放之四海皆不变的客观存在,研究它在不同社会文化场域中的具体呈现并进行比较的必要性不言而喻。西方学者所倡导的以多地点民族志呈现个案的方法以及对动态过程的把握,都可为丰富中国宗教研究路径提供借鉴和参考。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通过跨地域和跨宗教比较的方式拓宽分析的视野。比如,关注来自同一地方的不同宗教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与影响的异同;或者同一宗教在不同地区有何种不同的人口学分布,何种不同的组织方式、权力结构以及宗教认同的表达。并可进而探究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动力学是什么。特定的宗教群体与其它宗教或非宗教群体在日常实践中表现出的差异与共同点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等等,都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随着中国宗教逐渐成为改革时期都市社会群体文化和价值观的表达,作为新兴学科的宗教社会科学呼唤优秀的实证研究的涌现。这样的研究需要摆脱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积极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和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强调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性及地方性对中国宗教实践的建构。早期的宗教实证研究往往将其关注局限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乡村地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被纳入民族学与民俗学研究的传统范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全球都市,在宗教民族志书写中揭示社会转型中的中国都市及海外华人社会流行的宗教。如果说前一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西方人类学凝视非西方原住民社会与异文化的学术旨趣,那么后一种研究则要求将目光转向也许就在身边的“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曾将宗教视为落后民族地区的“标配”,但如今在全球市场经济高涨的背景下,制度宗教在都市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反而急剧上升。我国正处于快速且大规模的城市化阶段,城市化对乡村及都市社会中的宗教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是导致此消彼长的结果,一系列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变迁都无疑是在城市化、现代化以及全球化大背景的影响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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