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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中华民族没有人格

2020年3月12日 - 联系我们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格,一个人格丧尽的民族注定了被历史所淘汰。

近来的反日声浪让我想起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新版正文部分不过52页,附录的诗文书信等倒在三倍以上),这是一代出版巨人张元济亲手编写的。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元济倡导这样的民族人格,用意显然是非常清楚的,难怪日本人很惧怕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屡次想禁绝。1945年,在经历8年苦战,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张元济曾无比感慨地在好几本《中华民族的人格》书前题辞。

“一二八”后,敌军欲亡我国,严禁此书,妄冀消灭我国人之人格。岂知消灭不,反益发扬。欣喜之余,书此记痛。

这是他在8月20日、即“日本乞降后五日”记的9月4日,盟军“在东京湾受降后二日”,他再次在书前题辞:“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书,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国人无忘此耻。

11月18日,他又一次在书前写下“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张元济说这些“都是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无论如何的世变沧桑,红尘如烟,这些人格底气、做人准则都是不会随着时间而化为灰烬,而且会在新的时代里获得新的内涵,一次次地更生。一部二十五史从来都不乏慨当以慷的英雄,“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志士,无论面对外敌入侵还是专制压迫,我们并不是没有拍案而起的愤怒,长歌当哭的生命情怀,以及血性的反抗,舍生取义、毅然决然的选择。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个民族不能光是教人赴死,为什么不能向死而生?由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趋利避害、苟且求生几乎是一种本能,从容赴难、慷慨就义永远都只能是少数人、个别英雄的选择,而很难成为芸芸众生效法的榜样。从这一意义上说,张元济所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人格” 只是几千年来史不绝书的英雄人格,是一种高调的要求,而不是一条做人的底线。仅有个别的、单独的、孤立的而不是群体性的英雄志士改变不了我们的民族性格。鲁迅说,我们向来缺少单身鏖战的武人,其实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更重要的不是一两个、乃至更多特立独行的英雄站出来,而是成群的普通人站出来,英雄是很难效法的,普通人的作为才可以效仿,才有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

基于此,仅仅强调英雄式的“中华民族的人格”是不够的,在通往文明社会的道路中,我们更需要那种建立在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之上的独立人格,那是可以普遍的做人底线。1918年6月,青年胡适要为一个“男盗女娼”的恶浊社会引入“健全的个人主义”,就是要在遍地谎言中也能坚持“肯说老实话”,“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负责任”,从而造就“独立的人格”,这样的人格建立在独立思考和每个人自己对于所信仰的结果负全部责任的基础之上,这是人格的底线,是一种更加合乎人性本身的低调要求,也是可以模仿的人格模式,因此可以普及、可以像野草一样随处生长、随风而绿。当然,我并不因此否认张元济在特殊的危急时刻倡导民族人格的良苦用心,更不怀疑他对古老民族怀抱的真实情感。比如张元济已发现的贯高的“吾责已塞”即使对我们今天依然不无启示,我们的民族作为个体往往缺乏一种责任感。

什么是“仁”?张元济的回答是“我们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照着去做,这便是仁。”

在他看来,仁即是人格。胡适也说杀身成仁的“仁”就是捍卫做人的尊严。他们从一个侧面很好地解释了绵延数千年不绝的“仁”的含义。不过,他们并没有看到“我们固有的精神”的缺陷与不足。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指出,“人者,仁也”,从字源上说“仁”就是“二人”,在我们中国文化中,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所谓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等都是如此,所以有高度发达的人际关系,将人生大量精力都消耗在处理人情世故的网络中。我常常想起《红楼梦》开篇的那两句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诗极富概括力,实际上,中华民族向来所重视的也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而是世故成熟的人际网络中的人,所以即使是张元济赖以弘扬民族人格的那些古代英雄们,或为保护主人的遗孤而献身,或为亲人朋友复仇而死,或为知己者而从容赴难,或为信,或为义,或为耻,总之,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做鸿毛,而毫不犹豫地献给那个自己认定值得奉献的他人,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样的人格风范固然惨烈、固然悲壮,固然也很雄浑,很过瘾。在古老农业文明背景下,毫无疑问他们代表的就是古代人格的标高,是难以逾越的纪念碑。然而,当我们跨进近代的门槛之后,“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把这些壮举放在现代文明的天平上,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其中的问题,正如前面说的,其中所缺乏的就是那种独立的人格,由“健全的个人主义”所支撑起来的独立人格。我们今天的人格榜样首先应该是秋瑾、蔡锷、宋教仁他们,林昭、顾准他们,而不应该继续停留在 “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有五百多人为他殉难的田横、“君子身可杀,冠不可落地”的子路等人身上,这里面有古代与现代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精神的资源也是需要更新的,如果说“孔圣人”、“孟夫子”的思想代表了正在逝去的古老文明,那么爱因斯坦、顾准、哈维尔、米奇尼克等现代人物的傲岸人格指示的正是人类崭新的希望。

中国,特别是上海城市的电影工业与艺术,早期的发生与发展几乎与国际同步。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第一次公开售票放映电影短片,标志着电影的诞生。仅仅七个月后,1896年8月11日,法国商人就在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1905年秋天,北京丰泰照相馆与京剧名角谭鑫培合作拍摄京剧片断《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并开启了新兴的电影艺术与古老的中国戏曲相结合的先河,甚至,还暗示了“伟大的哑巴”——电影,特别是默片时代——更离不开缤纷的音乐。1909年,美国人布拉斯基在上海香港路创办亚细亚影戏公司,并于1913年出品由郑正秋、张石川导演的故事片《难夫难妻》。1917年,商务印书馆低价收购美国人的电影器材,成立活动影戏部。1922年1月,顾肯夫、陆洁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1922年3月,郑正秋、张石川等人创立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明星影戏学校。

中国,特别是上海城市的早期电影音乐,与新兴的电影艺术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电影音乐特别是其中的电影歌曲更是超越电影本身,与上海城市的音乐文化,民族存亡的时代呼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历史上璀璨而深沉的篇章。比如,1935年上海电通公司出品的《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更是成为了新中国的国歌,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默片时代并没有正式、专门的电影配乐,上海的默片基本上也沿用着西方“剧院音乐”的通行做法。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先驱者之一王云阶曾经回忆道:“1928到1930年,我在上海学音乐,被音乐界的朋友拉到电影院去义务地为电影配乐。我弹钢琴,他拉小提琴,就在电影院的银幕的台下演奏,深情的地方用《圣母颂》、《月光曲》,悲哀的地方用《哀歌》,死人的地方就用《奥赛之死》……”这形象且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电影音乐的状况。尽管“剧院音乐”只能在大致情绪上为默片“配乐”,但商业成本仍然偏高。好在上海也是中国唱片工业的发祥地,选用唱片播放为默片配乐逐渐成为更为方便甚至更有发挥空间的形式。引人遐想的是,1920年梅兰芳导演、主演了《春香闹学》与《天女散花》,而1919年梅兰芳就开始录制唱片。他,究竟有没有用他的唱片为他的默片配过乐?如果有,那倒可能成为早期电影音乐史乃至电影艺术史上的重大突破。有案可查的是,1926年末,卜万苍的《良心的复活》在中央大戏院公映时,银幕突然收起,剧院灯光打开,电影突变“歌剧”:女主角杨耐梅“走出”电影、来到舞台,唱起了主题歌《乳娘曲》(包天笑词、冯子和曲)!曲毕,银幕放下,电影继续!这默片时代电影人对声音的渴望之缩影,几乎惊世骇俗,甚至返璞归真!最为重要的是,“诗人导演”孙瑜(1900-1990)从1928年《潇湘泪》中现场演奏的“夜半吹箫”,到1930年《故都春梦》中唱片播放的“贵妃醉酒”,开始更加注重音乐本体的艺术含量及其与电影艺术的有机结合,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音乐的发展。至于《野草闲花》(1930年12月3日公映)中导演亲自作词、其弟孙成壁作曲的《寻兄词》(后名《万里寻兄曲》,由主演金焰、阮玲玉演唱,事先灌录唱片,配合画面现场播放),尽管“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的“称号”近来有被《乳娘曲》动摇的趋势,但其自身的艺术价值及其与电影整体结构的融合度,仍在中国默片时代影响深远。

1927年10月6日,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爵士乐歌手》纽约公映,标志着有声电影的诞生。仅仅四年不到,1931年3月15日,由明星公司摄制的《歌女红牡丹》上海公映,标志着中国有声电影的诞生。由此,中国电影音乐也正式进入了色彩斑斓的成熟期,以黄自、贺绿汀、聂耳、冼星海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作曲家,作出了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

黄自:一代宗师的创作实践与教书育人

黄自(1904-1938),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中国理论作曲学科的一代宗师。耶鲁大学毕业后返沪,先任教于沪江大学,后任成立不久的国立音专教务主任、理论作曲教授。黄自先生对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以及他和他所开创的中国理论作曲学科对作曲人才的培养两个方面。

1935年,黄自应邀为袁牧之导演的影片《都市风光》专门创作片头曲,后名《都市风光幻想曲》,这是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第一次。在这之前,中国的电影音乐大多采用现成的音乐进行配乐。《都市风光幻想曲》采用管弦乐编制,运用主题发展与贯穿手法,着重场景性描写,六个段落一气呵成,对纷繁浮华的上海滩作了一个浮光掠影式的勾勒。这部中国作曲家首次为电影谱写片头器乐音乐,不仅是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里程碑式杰作,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管弦乐创作的最高水平,甚至,还超越了黄自本人在耶鲁大学的毕业作品——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怀旧》。《都市风光幻想曲》作为中国电影音乐中对西方作曲技术进行大胆的借鉴和使用的范例,不仅开创了当时中国电影音乐创作领域的新气象,即使现在听来仍然具有鲜活的艺术感染力,甚至,与同样作为对大都市场景刻画的音乐作品《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另外,需要提及的是,《都市风光》中有一首插曲《西洋镜歌》,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创作的,在影片中由一位拉“洋片”的老人唱出,而这位老人的扮演者和原声演唱者就是导演袁牧之。

林彪与毛泽东的合照

“红军之鹰”林彪

斯诺1938年在《西行漫记》中命名。林彪1955年能在十大元帅中名列第三,1966年被毛泽东选定为接班人,是当之无愧的。林彪有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无人可比的战功,从江西苏区、长征、平型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解放了大半个中国。林彪1959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树立了雷锋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人民解放军在林彪领导下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教师爷”邱会作

邱会作在高级干部中最爱动脑筋,又最能团结人。毛泽东曾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当党中央主席。”1959年邱会作接任总后勤部部长后,各大军区领导一见面不是讽刺就是骂街。邱会作提出“财务包干”后,大家没有意见了,不再要钱要物。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说:邱会作是总后勤部部长,而我们是邱会作的后勤部长,被他指挥得团团转。

“李瞎子”李作鹏

因日军施放毒气弹,李作鹏一目失明,长期戴墨镜。在黄吴李邱四人中,李作鹏打仗勇敢,头脑也清楚。只可惜他和邱会作地位稍低,如果他和邱会作给林彪出谋划策,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不会讲话。李作鹏的性格和林彪相似,不爱说话,酷爱读书,深得林彪喜爱。80年代初李作鹏从十年冤狱中出来,被安排到太原居住。李作鹏说:我不走,把抄走我的书一本不少地还回来,否则不走!海军答应他前脚走,后脚把抄走的书送去。李作鹏的书装了六个集装箱,拉到太原。其中包括有关林彪的照片3000余张,以及林彪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顺便说一句,九一三事件后,李作鹏没有烧掉一张照片,他认为自己没做亏心事。李作鹏晚年生活拮据,六个大集装箱被改成书架,读书、写回忆录、锻炼身体。

“毛猴子”贺东生

1943年秋,日伪军出动万余人,对滨海根据地实施大“扫荡”,并包围我大山根据地。为掩护政府机关和群众突围,贺东生将军率6团二连一、二排坚守大山葫芦型高地,以81人御数百名日伪军,浴血奋战一日,敌未进咫尺。次日上午,几个排均分散突围出来,惟独不见将军。其时大山四周日本“太阳旗”满山遍野,当地老百姓皆传说将军已阵亡,并摆灵堂祭之。晚,将军竟与一警卫员押一日军俘虏回,故人称其为“打不死的毛猴子”。

“江黑子”江燮元

将军形象:鼻大如蒜,嘴阔如蛙,目光炯炯,眉宇凛凛。双颊有疤痕如花生,为一弹所洞穿。脸奇黑,如墨,如炭,如铁,人称‘江黑子’。何时得此绰号不可考。

“梁大牙”梁兴初

梁兴初门牙外突,在1931年12月红军反“第一次围剿”时,他拿大刀冲锋呲牙咧嘴捉了张辉瓒,从这时起,梁兴初又有了个“梁大牙”的绰号。

“酒窝将军”万毅

1940年任国军111师333旅代旅长时期,在一次战斗中,敌人的子弹从万毅的腮部一侧打进,从另一腮部打出,牙床被打得粉碎,7颗半牙被打掉。当时援华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为他做了手术。他幽默地对万毅说,伤势不要紧,今后你会变得更加漂亮,因为你多了俩酒窝。从此,万毅便有了一个文雅的绰号“酒窝将军”。

“雷公爷”刘亚楼

将军潇洒英俊,性烈如火,人称“雷公爷”。估计此绰号在1947年获得。

“旋风司令”韩先楚

1947年奔袭威远堡后,廖耀湘称四野三纵为“旋风部队”,其司令员韩先楚由此得绰号“旋风司令”。

“吴瘸子”吴瑞林

1940年5月,吴瑞林率部参加了三战杨家横“反扫荡”战斗,在第三次战斗中,吴瑞林重伤致残,一条腿只能蹒跚跛行。此后,历次战斗,日伪军均没有吴瑞林讨到便宜,又敬又恨地称他为“吴瘸子”,后来,自己人也跟着叫开了。

“洪大麻子”洪学智

将军脸上有麻子,谁第一个叫的,不可考。类似的还有“高麻子”高岗、“陈麻子”陈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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