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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渊身边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就能够征服和镇压中国人

2020年3月14日 -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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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没有疑问的事实,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国史,首要目的就是掩盖“玄武门之变”的恶劣行径,让自己的继位显得光明正大,水到渠成,取得道统上的合法性。至于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

利玛窦以后,荷枪实弹的欧洲殖民者接二连三来到马可·波罗描绘的金色梦境里,而在农耕经济和封建制度古老驿道上徘徊不前的中国,此时已经让一些欧洲人觉得可以像对待美洲和非洲土著那样对待中国人了。1574年1月11日,有了解中国内情的西班牙人上书国王说:“如果陛下乐意调度,只要不到60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和镇压中国人。”

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把这位幸运儿送人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刘爽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使得王氏外戚登上了西汉的政治舞台,为日后的王莽篡汉,埋下了伏笔。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正是他开创了大唐盛世的局面,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繁荣的顶峰,由于他的文治武功,历朝历代都视之为圣明君主的代表。然而对于他取得皇位的过程,却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在野史和民间传说中,李世民是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长兄李建成,逼迫父亲唐太祖李渊退位,才登上了皇位的,可谓心狠手辣、残忍暴虐。但在正史记载中,李世民在开创大唐的过程中劳苦功高,是推翻隋朝的主要策划和组织者,奠基登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正史中的记载是否属实?李世民继位后有没有为维护自身地位而篡改国史呢?这就要从大唐的创立过程说起。

1576年6月2日,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德也在给国王的信中说:“这项事业容易实行,所需的费用也不多。”1586年4月,西班牙驻马尼拉殖民政府首领、教会显要、高级军官及其他知名人士聚集马尼拉开会,专门讨论征服中国的方案。据说与会者草拟了一份包含有11款97条内容的备忘录,由菲律宾总督和主教领衔,纠集51位显贵联名签署,上报西班牙国王。这份文件还特别提到战争中应注意的问题,派出的兵力数量不能太少,否则会被中国人包围。同时又要谨慎地选择远征的人选,改变以往太过野蛮的侵略方式,切不可因滥杀而使中国人口减少,“人口消失意味着财富的消失”。在侵占中国后,仍应保留中国政府,以保持它的繁荣和富裕。因此所有参加远征的人都应当明白这次远征并不是去对付敌人,而是去征服人心与获取财富,进入中国之后需采取谨慎和温和的方式,“不能对中国民众犯下太多罪行”……

本文原载于《百家讲坛》2007年第08期,原题为:“西汉为何自汉元帝而衰”

据史料记载,李渊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四子元吉。李渊家世显赫,威望颇高,隋炀帝对他十分猜忌,而李渊自然也明白,所以他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虽然早有异心,却一直按兵不动。此间由于朝廷横征暴敛,连年战乱,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到处都是农民起义,李渊趁机在乱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觊觎天下,但他性格老成持重,一直深藏不露。即便如此,隋炀帝还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监视李渊,在朝廷耳目众多的情况下,李渊急需一个可靠的助手来帮助他。

1998年早春2月,笔者与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几位同行去荷兰皇家壳牌采访,在阿姆斯特丹运河出海口看到一艘中世纪的航海船,据介绍即哥伦布时代远渡重洋的船只。看那船体并不大,载重量也很有限,却在船头、船尾和左右舷布满火炮,完全是攻击型的,本地人也毫不隐晦地称之为“海盗船”。几个中国新闻人由此生发出许多感慨,从哥伦布们的海上征服和劫掠,议论到了当年欧洲大航海的动机,以及支撑这场大航海运动经久不衰的动力。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两帝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关于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记载,而且他亲自参与了起兵反隋的晋阳起兵,其记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据此书所述,当时李渊身边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因为其他几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就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值年轻勇武、血气方刚,自然是李渊最为得力的助手。

遥想当年,欧洲大航海那样赤裸裸地追求物质财富,一定会让讲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中国士大夫阶级感到不齿。哥伦布在日记中写道:“黄金真是个美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这种拜金主义的言论,我们孔老夫子的门徒听了肯定都会大惊失色,慌不迭去舀山间清泉洗耳朵。然而,就是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直接动因,使得世界航海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即使船毁人亡,也会前赴后继。他们在美洲进行充满血腥味的抢劫,在亚洲展开欺行霸市的不平等贸易,在非洲甚至从事贩卖奴隶的罪恶生意,让所有受害国民众至今记忆犹新。但欧洲列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这么着同它们在海外的殖民体系一起建立起来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或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曙光。”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大业十二年底,李渊受命南下镇压起义军,北方突厥趁机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辖下的马邑,隋炀帝大怒,派人囚禁了李渊。李渊非常恼火,便想起兵,但由于身边只有李世民一人,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因此只得忍住。然而由于突厥的猖狂,隋炀帝下令赦免李渊,让他留守太原,力阻突厥。一旦有了机会,李渊便不会轻易放过,他马上通知建成、元吉,让他们立即准备起兵,于是李建成在河东召集英杰之士,李世民在晋阳拉拢强兵能将,下大力气招揽人才,不久,建成、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

由此可见,历史的进步有时会孕育在无耻、野蛮、残酷和血腥中。而导致东西两个半球文明交汇和世界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大航海运动,并非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做世界居民的朦胧觉醒,横空出现了一道历史需要迈过的门槛。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对于当时正在不断累积的资本主义元素来说,田园经济狭窄的地域环境,局限于小国寡民的商品交换,成了无法忍受的桎梏,冲破大海藩篱去广阔空间寻求发展已是时代的迫切愿望。欧洲因为有了不顾一切积累财富的强烈冲动,在大航海中迈过了这道历史门槛,率先用近代文明取代了中世纪的愚昧和落后。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没有废兄立弟。但是,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他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其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大业十三年初,李渊在晋阳命令刘文静伪作了一份隋炀帝的敕书,在太原、雁门、马邑等郡征兵。二月,李渊又趁叛隋而起兵的刘武周南下汾阳宫之机,以防备刘武周为名,下令募兵。与此同时,李渊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在做好这种种准备之后,李渊终于起兵反隋。由于他准备充分,谋划精密,加上兵多将广,又个个骁勇善战,所以一路上势如破竹、威不可挡。他们很快攻破了西河城,进城后秋毫无犯,慰抚民众,恢复旧业,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七月份,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负责太原的一切事宜。李渊亲领三万人,誓师动兵,改易旗帜,开向关中,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推翻了隋朝的统治。

大概很难说是偶然的巧合。欧洲的大航海与其文艺复兴几乎是前脚跟后脚出现,在15、16世纪的欧洲,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许多纷繁杂乱的前所未见的事物,都可以找出因远洋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带来的生活秩序的变化,及其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冲击。生存问题对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来说,首先意味着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征服海洋,而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也在大幅度改变欧洲的人文环境。大航海全面激活了西方的智慧,各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探索不可思议地出现大突破,近代思想家和科学家争先恐后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许多直到现在还拥有难以磨灭的睿智的光芒。

如此“柔仁好儒”之人,为何自他起西汉会渐趋衰落呢?究其原因有三:

由此可见,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而一直以来“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李世民,是李渊得力的助手,是积极的配角。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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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纯任德教

《旧唐书》记载,隋炀帝南巡江淮的时候,瓦岗寨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严重威胁到了隋朝的统治,李世民见有机可乘,便与刘文静密谋起兵,并做好一切策划和安排,待欲起事时才告诉父亲李渊。李渊闻之大惊,只是迫于当时紧急的形势,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不得不勉强听从了李世民的安排,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沿用了这种说法,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

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矛盾,与李世民夺取帝位后重修史书有关。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而且杀死了亲生哥哥李建成,这无论如何是不合乎道统和伦理的。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为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李世民决定设置史官,撰修国史,于是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李世民在位期间一再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为自己辩白道:“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贞观十四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婪,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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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贬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渊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不得不反的,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李世民维护统治。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而李世民之所以将起兵反叛事迹加到自己身上,乃是为了强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这与他要求史官们在撰写《太宗实录》时,极力渲染他出生时“二龙戏于馆门之外,前后三日才离去”的异象是一致的。他也要求史官们在记述太原起兵的过程中,竭力描写他的谋略过人和勇武善战,更进一步印证他是克明克哲、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十三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日:“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200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这种说法多基于心理和逻辑上的推测,没有太多的史实依据,权且可以当作一种另类的解读。由此可见,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没有疑问的事实,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国史,首要目的就是掩盖“玄武门之变”的恶劣行径,让自己的继位显得光明正大,水到渠成,取得道统上的合法性。至于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xBBY,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人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持,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会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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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偶幸“家人子”

五凤元年正月,太子刘x8A]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五凤四年,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司马良娣在临死前,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爽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5位“家人子”,排成一行,让太子刘爽自择中意之人。这时的刘爽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

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把这位幸运儿送人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仅此一夜王政君竟怀了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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